全县第六次人口普查动员大会召开

总之，这些说法同他把理说成净洁空阔的精神本体的思想是直接对立的。

[141]《中庸章句》第二十五章。他说：圣人说千千万万在这里何用？事事虽先理会知得了，方做得行得。

但是，按照心与理一的说法，二者又很难分别，实际上也无必要。程颢认为，清虚一大之气也是形而下者，不是形而上者。[312] 他对自己的主张很有自信。[275] 道和器并不是同一系列、同一层次的范畴，道是无形之理，事是有形之器。如果不知，或知得不切，就谈不到行。

车子缺了一轮，便不成其为车。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，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，尤非大学之本意矣。有这质所以做得物事出来。

[159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三。[213] 这基本上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认识过程，他肯定了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。[127]《答张敬夫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。[248]《孟子或问》卷十二。

格物致知就是为了明天理，灭人欲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，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。

[173] 这里，他并没有把理说成是悬空的物事，而是以物为体，因此，要在事物上理会。[10] 又说：有是理便有是气，但理是本，而今且从理上说气。他既承认心外有物，物各有理，就必然要即物穷理。所谓集大成，绝不是简单地兼收并蓄，将各家思想拼凑在一起，而是经过批判、改造和扬弃，把各种思想加以锻造，熔为一体，构造出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。

朱熹平生最用力的是他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他在《明道先生改正大学》与《伊川先生改正大学》的基础上，把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一篇抽出，同时还把《中庸》一篇抽出，使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相并，而称为《四书》，为之集注。他说：人非木石，安得无心？心于五官最尊大。我们不能把朱熹的理仅仅归结为封建道德，但是如果忽视了这一点，也就把握不住朱熹理学的特点。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，不可分开各在一处，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。

因此，要把自己作为对象进行思考，但这不是思考物理，而是把物作为障蔽而排除掉，也就是他所说的减担。因此，一和二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。

若不接物，何缘得知？而今人也有推极其知者，却只泛泛然竭共心思，都不就事物上穷究。[277]《与朱元晦》，《象山全集》卷二。

他又说：知与行功夫，须着并到。一般认为，朱熹以道问学为主而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。[215]《答黄子耕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一。他认为，为学有讲明，有践履，但必先乎讲明。[233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三。他说：大抵天下事物之理，亭当均平无无对者。

他显然把心理活动、精神修养都算作行了，这是朱熹知行学说的严重局限性。[67] 又说：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，动即太极之动，静即太极之静。

反过来说，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，则褊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。但他又认为理具于心，因此，又要致吾心之知。

封建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，也很重视思想统治的作用，他们认为，佛教哲学并没有能够挽救唐末五代的分裂和灭亡，而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论，这时逐渐受到了重视。[264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三。

但形而上之理又是事物之所以然者与所当然者，也就是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根据。或以气强理弱之说为证，说明心只是形而下者。陆九渊认为，具体事物是有形的，阴阳之气是无形的。这样看来，研究物理，就是明心中之理。

他认为穷究事物主理，也是本分事。而后者为心学一派所继承，并发展出良知说。

不当咎其不可行，当反而求尽其道。朱熹说，太极有偏全，但无分割。

心只是一个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，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，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，其心亦只如此。他提出一每生二，自然之理也[56]，就说明理虽然不可分，但它自身含有对立的因素，正是从这个对立中展开了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。

[205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。一、朱熹哲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 理学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，即宋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。因此，他又作了重要的修正。这同他的另一说法，即事亲从兄良心真切，天下之道皆原于此[181]、良知良能本自有之的说法相为表里，但实有不同。

只有综合，才能看得全面完整。因此，要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，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。

[259] 所以，为学就要着意力行，则所学而得者不为徒知也[260]。官之为言司也，耳司听，目司视，各有所职而不能思，是以蔽于外物，既不能思而蔽于外物，则亦一物而已。

[219] 但朱熹认为，心之理是理一，物之理是分殊，要明理一，必须先知分殊。何况，他所谓知，从本原上说，是推致吾心之知的结果。